我爱北京天安门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都笑痴，谁解其中味？

是魔还是佛，是福还是祸。千古出一言，不能再错过。

引

夏末之夜，喧嚣的北京城灯火辉煌。而午门周围却幽暗沉静。一会儿，一辆集装箱卡车缓慢的从西护城河使入午门。车灯所照之处，很清楚的看到这里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守备森严。车停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一部吊车的旁边，工作人员打开集装箱，将物品扣紧在吊车绳索上。此时城楼上面正中间的大殿后门被完全打开，吊车从集装箱顶部徐徐将物品吊起，放入殿堂正面。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一幅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屹然赫立在面前。还来不及仔细看清，一层柔顺的丝绸画布象薄被一样搭了下来，暂时掩盖了画像本身将要发出的奇异光彩。

这里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这幅画为什么放在这里？它真能发出奇异的光彩吗？是否具有深刻的意义呢？是否对我们伟大的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呢？……

一切来源于无，然后才是有。话说有个姓许的总经理挺有本事，刚刚接手一个大酒店的工作，就想出一招，在很有影响力的《红色》杂志上搞个题为“我爱北京”的摄影比赛，美其名曰是为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实际早就定好了以他的酒店夜景为第一名，在杂志上刊登还要配有文字。

整个活动从策划到执行是在和谐和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杂志社员工田明是美术部的职员，平时负责图片摄影，因此顺理成章的被聘请为此次活动的评委外加那个“第一名”的制作者，当然得奖人名字不是他。作为被安排的对象，更多私下的交易显然是没有他的份，但劳务费、吃吃喝喝总没有问题。十一前，评选活动基本结束，酒店再次请社里所有人吃饭。照例大家不分人数，吵吵杂杂的好几辆车满满的就去了。

在外面每次吃饭，田明都要叫着老婆小付，这是老婆说的，田明也是这样执行的。一来是家里很少做饭，二来是做饭也做不好。但这是以前的规矩，现在全部作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执行的，反正沉默绝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可以演变成任何东西的利器。以前它演变的是床堤间的温情，一个眼神足以，何用语言。现在它演变成了独立，自己干自己的，何需求人（当然包括一些生理活动）。累计了7年的痒，加上从网上down到心里的花花绿绿的世界。难道有知识的女人都没有需求？那么念书到底是使女人聪明还是使人变傻呢？中国的古人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们是否早已体验过现代的知识女性呢？另外这使得田明多年来一直不敢一个命题：如果女人都是博士，是不是世界将走向毁灭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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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付在一家报社工作，主办一份以宣传主流思想为主，但也兼顾小道消息的不大不小的报纸，尤其自从什么“新闻爆炸”、“眼球经济”以来，作为编辑加记者的她，一边上班一边读硕士学位，真是忙上加忙。

此时她正走在北京画院的校舍内，校舍在金秋的阳光下生机勃勃，光线在高低不等的建筑和各种植物中穿插，造成阴影和光亮的强烈反差，人走在其中，一会阴凉，一会暴晒，别有一层意味。好象这如此分明的黑白、冷暖，安静，只有在象牙塔似的纯洁校园中才能得以完全的展示。走在这舒适的学院里，小付突然想起自从毕业以后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校园里散步了，一种淡淡的惆怅带着甜蜜的回忆掠过心头。那时和田明亲亲我我，共同学习，展望未来，是多么愉快而又充实的人生啊，真希望人永远能停留在那个季节，那个足具吸引力的年代，那个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两人都能互相温柔的紧贴在一起，尤其在晚上的宿舍前依依不舍之后两人能够再次回到那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享受那校园黑夜的激情……

此时她穿过了教学楼，来到了教师宿舍区，在这一排排崭新的4层小楼里查找着被采访对象袁教授家的门牌号码-----8区3楼4单元1号，看着这么多漂亮的小楼，想起自己还住着筒子楼，不由的有些辛酸----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自己和田明是师范大学新闻系同学，毕业后就立刻结婚成家了，现在想来未免有些太仓促，要是不结婚，本来可以回老家轻松而又光彩的在省城里找到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什么都不会发愁，这一点身边那么多同班同学的经历足以证明。要是那样，什么男人不都由自己挑，钱，房子，车子，孩子什么都会有。现在什么都不敢有，就连生育本能也要处处设防，想起每月都要紧张地期待着那红色的到来，想起上次到医院检查后吃药，吃得自己酸酸疼疼的好长时间。真不如一个人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过日子。然而，当时鬼使神差的两个人不知怎么的当时就是要在一起，为什么现在早已说不清楚，总之费了多大的周折，才算是都留在北京。自己搞文字当了编辑，田明搞图片当了摄影记者，就这样过了五，六年。两个人钱没多挣，人却越来越忙。田明天天不是拿个相机满处跑，就是泡在洗印室里，家里什么都不管。那些最初的甜蜜一丝一毫地被抽得所剩无几了，看着别人车子，房子什么都有，想想自己，越发觉的憋气。悠闲的脚步立刻没有了精神，闲情逸致荡然无存。她使劲地快走几步，发泄着内心的郁闷，继续找着袁教授的家。

说起袁教授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一说是画天安门城楼上那幅毛主席像的作者，每个人包括小付就立刻都肃然起敬，一方面是敬佩袁教授有能力画这样的高质量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对主席的特殊地位的崇敬。可以说这件事情的采访、评论、宣传算是半个政治任务，因此从画院领导、报社主编、相关单位，整个题目的建议，讨论，到最后开始实施，大家的态度都是很严肃，小付也觉得这很必要，她这么想倒不是因为态度多么端正，只是在她看来，这种题材的稿子最好写，即使不用采访，凭着多年的编辑功底，这种套路性的文章早已驾轻就熟，信手拈来。更何况通过开会，查资料，看展览，自己对袁老师的了解还是不少的。

袁老师在人物画方面着实是个人才，或者说是奇才。在北京画院毕业后，正逢“大跃进”时期，带着老婆和希望在大西北义无返顾的扎了根，当时那劲头几头牛都拉不回来。袁教授人老实，忠厚，做事情认真。生活安顿后，全心全意的将身心扑在了工作上，但最终还是被时代所累，揭发，批斗，锻炼一个都没有落下。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相信艰难的岁月是伟大作品创作的源泉，这道理他一开始学习绘画艺术就知道，那些大师级的画家，莫奈、拉斐尔、提香，凡高，即使富裕一些的达芬奇、雷诺阿，哪个不是利经岁月磨练才功成名就的呢？因此激情退去后，留在西北的他，在几十年艰苦的条件和老伴的唠叨中，不断的修炼自己，终于那些被艰苦岁月刻画得无比刚毅的面孔通过他的画笔随着一张张的画纸从寒风凛冽的黄土高坡走向了大雅之堂。高楼大厦过着平淡生活，长着平淡五官的城里人，见到这些深邃的刀刻一样的皱纹，震撼了，动容了。有人查找作者才发现袁教授就是曾经名造一时的著名绘画作品《毛主席与放牧人》的作者。消息散开，圈内人都为之庆贺。这不是老画院出去的老人吗？已经成为学院领导的老同学们立即互相通气，在充满怀旧意味的会议上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袁教授没想到自己利尽沧桑后又被画院请了回来，已经看透人生和社会的他诚恳地接受了这善意的邀请，完成了人生最后落叶归根的一步。回想自己的历程，是喜是悲，谁能说清楚呢？反正几十年都唠叨着的老伴在真的离开那片土地的时候哭了，袁老师就在一边默默的抽着烟。

时间如梭，一晃老两口住在这小楼里已经两三年了，按理说回北京应该算是回自己的家，但为此还真适应了好长时间。多亏住的是一楼，有个院子，能够种个花草什么的，袁老师才逐渐习惯了城里的生活。此时一儿一女也都相继出国了，清净的老年世界摆在眼前，两人都觉的应该是好好享受的时候了。老太太不分早晚的出去扭秧歌，唱歌，跳交谊舞，什么马路边，小公园，只要是个活动就参加，整天忙的不亦乐乎。老头却更加忧国忧民起来，电视评论，广播新闻，报刊杂志，国家大事，社会动态，城市规划，胡同卫生，他全管，并且看不惯这，看不惯那。画画方面几次拿起笔，却怎么也画不下去，气得干脆把笔全扔了。老太婆看在眼里，偷偷把画笔捡回来，安慰他说别着急，静静心。老头一听，反而火了，说能静吗？你离开大西北的时候哭成那样，这么快就忘了吗？淳朴善良的就要努力生存，自以为是的却在挥霍浪费。国人二字写起来一样，说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咿`````天作孽还罢了，自作孽不可饶，好不痛，煞，人也----”，老头说着说着吼出一句声嘶力竭的秦腔----《斩龙袍》。

小付走到楼门口，又看看门牌号码，确认没有问题，轻声地敲了敲门。此时袁老师正在里屋听着话匣子，一动不动，收音机正在播放戏曲节目----昆剧歌曲《蝶恋花》。正在客厅看电视的老伴应声去开门。小付面对袁太太自我介绍说“阿婆，您好，我是报社编辑付小青，是来找袁教授的采访的，他在吧？”“付编辑啊，院里通知过了，我本来说就不用了。谁想你还真的来了。”“是啊，当然要来，袁老师德高望重，我们很敬佩，采访机会难得，大家都抢着来呢。”“咳，哪里有那么多名堂，先进来坐吧。”小付随袁夫人进了门，两人客气了两句。此时小付发现里屋有人，就小心的问。“是袁教授在屋里吧？”“是啊，在，但是有点不舒服。恐怕没办法采访了啊。”“袁老师病了？怎么样？重不重？”

“没关系，我先和你说说情况吧。”袁老太太看了一眼小付。叹了口气继续说“实际上也不完全是病了，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不瞒你说，事情是这样，一年前，画院里给了个任务，要求重新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别人一听这任务，肯定是不拿钱还费时间的活儿，所以都躲着。再说了，要是没画好，惹人议论不说，算个政治上的失误什么的可怎么办。院里也考虑到了这些原因，就没有大力宣传这件事儿，私下商量好，干脆弄成个集体创作。本来那时候我们家老头已经很长时间都不拿画笔了，这会可好，也不知道怎么的，特意从家赶过去高高兴兴把任务领回来，说要发挥余热，不给都不行，还跟人家急。回来可好喽。你看就他这小屋眼看着就堆起来了。开始还是些当年的画报，主席的像章之类的东西，后来，什么历史书籍，毛主席语录，全有了。好吗，我跟着他，再来一回，当年受的罪还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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