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 kuhn)有一本社会学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涉及到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两种文化冲突对政策与管理措施的影响。读这本书,或许对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有所启示。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一直面临一个文化上的难题:一方面,他们对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十分仰慕,尤其是对儒学及其相关的治国理论钦佩不已。顺治、康熙、乾隆都是汉化的倡导者,有些举措,说他们对汉族文化五体投地也不过分。但问题在于,作为满族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强调满族文化的优越性,在内心里,一直存在着对汉族文化的某种恐惧。从清初血淋淋地推行“削发令”,就可以看出这种忧虑和担心。
统治者的忧虑和担心,肯定会反映在国家治理方面。顺康雍乾时期,尤其是康乾时期,国家政策中的文化冲突随时可见。对不属于满族原有的文化体系,他们要大力接纳,吸收汉族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成分,利用汉族文化提高自己的品味,不仅开动国家的宣传机器倡导儒家学说中的君臣大义和天命神授,而且在生活中也处处向这种文化靠拢。康熙的读经,乾隆的写诗,都表现出这种对汉族文化的崇拜。
但反过来,他们又要不断提醒自己,满族文化中的尚武、淳朴,要远远优于汉族文化。正如乾隆所言:“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汉族文化上的优雅和奢华,正是中原政权灭亡的本因。所以,他们在政策上又要极力排斥汉族文化,防止汉族文化侵蚀满族的自信心,并告诫八旗子弟不得效仿汉人恶习,甚至为了防范这种文化上的渗透而把满族与汉族隔离开来。这种对异族文化的二重心态,造成了治国方略的严重冲突。
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冲突的物化承载。一方面,模仿江南的园林,追求文化的雅致,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诗词对联的汉风唐韵,恨不得把汉族建筑中的优秀成分全盘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绝不允许触犯满族传统的神威,都要为更重要的“木兰秋狩”服务。在这里,皇帝的首要使命是率领满洲贵族以打猎的方式,重温自己驰骋疆场的雄姿,唤醒满洲血统中的战神本性。
在这种文化的矛盾心态下,治理国家的举措就难免疑神疑鬼。“文字狱”就是这种心态酿成的。其效果,恰恰是不同文化优势的互相抵消,而文化劣势却无法有效遏制。这种有选择地对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学习,使汉族文化的价值核心被排斥,而表面的奢华则毫无阻碍被接受,很快造就出了一批堕落的八旗子弟。连乾隆也不得不承认,满族“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几与汉人无异”。
而对满族文化的强调和维护,又加剧了汉族的对立情绪,使受到排斥的汉族文化成为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基础。政策和举措上的冲突,使清朝对满族“特色”的强调,最后却加速了满族“特色”的丧失。其中的寓意,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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