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村十法党建联盟观后感治村十法第一集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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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村十法党建联盟观后感1

乡村如何治理，事关发展大局

文/吴情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很早便做出了这一断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中国，逐渐朝现代中国转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或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53%(20xx年)。也就意味着，大约有5.8亿人仍为农村居民。农村，曾经是传统中国的立国根基，不过，城市似乎才是未来世界的主角。如何安放农村，如何治理农村，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每年“两会”期间，“三农”工作如何做好，都被政府列在特殊位置。

在这一背景下，《治村》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治村》的作者贺雪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有“华中乡土派”的美誉。在最近几年，贺雪峰及其学术团队先后走访了东南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的农村，又结合中国农村政策的历史，深入其中，多方调研，既见证了中国农村治理中的创新之举，又细心地注意到了农村工作的不足、问题，乃至危机，在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下，是一颗关注现实的温热之心。

中国的农村如何治理，这一直困扰着政府。在治理之前，不妨先试着总结一下农村的特征。中国农村差异大：东南沿海的农村，经济发达，资产百万以上的村民，并不少见。这些人，是农村自治中的活跃者。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落后，绝大多数农民只能依靠农业勉强温饱，农村自治，需要政府投入来做后盾支持。在两极之外，是经济不那么发达、也算不上落后的农村，相比务农，农村中的人依靠外出经商或务工赚得的收入，远比留在农村作为农村治理中的人才(村主任、村干部等)所带来的效益高。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行政命令固然可以起作用，但有时，行政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族、经济利益及由此形成的阶层，都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治理。完全按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将自然村作为行政村来管辖，势必会扩大行政队伍，因而带来了财政上的不小负担，有时，治理的效果反而不好。用贺雪峰教授的说法即，农村面临着“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如何既发挥农村的主动性，又能够使政府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中国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可以称为“标准”的农村，千差万别，多样化正是农村的真实面貌。因此，政府在农村治理的问题上，需要谨防“一刀切”的倾向或做法，毕竟，对某一个农村有效的做法，很可能换了地方就水土不服。比如，上海市附近的农村，能够依赖上海市政府强大的财政收入来养活农村的干部，干部的职业化，也就理所当然。相反，西北地区的政府，多半没有如此财力，因而，农村干部需要也应当半职业化，村委工作与农业种植，同时兼顾。再比如，东南沿海多富人治村，虽因此有贿选，但不能否定有一定成效，可西北地区的农村，本身就没有多少富人，因而也就谈不上利用富人治村带来的效益。

因此，农村地区的治理，应当在大政策的框架内，尽可能做到灵活化、多样化。从问题意识出发，贺雪峰教授也关注到了农村治理中某些较为成功的制度探索，比如整合便民服务平台，以工代赈而非直接转移支付。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农村并非是中国社会僵死的一部分，相反，农村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游戏规则，也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之一。因此，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财政拨款是否发放到位、资源开发的准备是否就绪，而在于，政府能否激活农村的活力。如何避免农村依赖政府，如何使农村在政府的推动下成为自己发展的主力，是影响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治村十法党建联盟观后感2

每月第四周的周日是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百水芊城社区党员群众的集中活动日，xx月xx日下午，百水芊城社区一楼党群服务中心多功能厅里来了三十多位党员群众，大家自觉佩戴好口罩分开落座观看远程教育片《治村十法之后陈经验》。

专题主要介绍的是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创造性地设置了全国首家“村务监督委员会”，以独立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监督村务管理制度的实施和村务管理的运作，拉开了村务民主管理实践探索的序幕。

观看结束后，现场党员、群众展开互动讨论，社区党委副书记分享了自己的观后感，在“后陈经验”中感受监督的力量，去感受“后陈经验”带来的清风廉韵，学习“后陈经验”，将“后陈经验”用在社区治理上。

社区的党员同志们表示会积极地参与和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今后在社区工作中将联合各方共建力量一起完善相关制度，形成治理工作闭环，探索出一套适合城市社区领域运作的“后陈经验”。(戴天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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