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斗士”的著名作家李敖，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深究典籍，学富五车；他博览群书，才高八斗。屡遭劫难的人生经历不仅未能磨掉他身上的一棱一角，反而将其砥砺得更加刚劲、锋芒。人们知道他抨击台湾时政的英雄业绩；人们欣赏他论战文化、讥刺市井百态的犀利笔锋；人们更佩服他那自成风格的大文豪气质……但却鲜有人知，作为大作家的李敖其口才甚或远过于他那令人惊叹的“笔才”。他在其《李敖回忆录》中极为遗憾地告诉人们：“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迅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一、一副傲骨一腔傲气，出言吐语明快洒脱曾在军队、监狱里被“残”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变得“更坚强、更壮大”的李敖，身上有着一种令人称颂的铮铮傲骨和傲气，这傲骨、傲气伴之以耿直、坦诚的个性使其出言吐语总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对此，他也从不讳言，他曾向新闻媒体坦率陈言：“我有权力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因而，无论是其演讲或报告，抑或是答记者问或与友人交谈，李敖从不掩饰内心深处的世界。口中所说正是心中所想，其用语干净利落之至，其吐言明快洒脱之极，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笑傲江湖”之气。“很简单，他们可以开展一个‘学习李敖运动’，学习我李敖的骨气，以及李敖的博大精深。”——李敖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走一条“得君行道”的老路。他们没有骨气，滑头之至，对很多社会畸形现象不敢批评可又喜欢抛头露面，喜欢做秀。李敖这“不惭”之“大言”，给予我们的，除其那么一点“狂妄”之外，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其对台湾某些知识分子“软骨”“媚上”之况的一种“愤世疾俗”之情。“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李敖常自诩自己是“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生在当今的台湾是“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以致使自己“东海布道”竟也“布得天怒人怨”。因此，当有记者问他“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自己”之时，他这般答道，言虽约而义丰，语虽简而意赅，令听者真切地感到其“生不逢时”“人不合地”的既壮且悲的心志。“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李敖胸藏锦绣，其如椽之巨笔挥就了自成风格的华美文章。有记者曾这样问他：“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他这样告诉了记者。当我们捧读他那令人醍醐灌顶的锦绣文章，目睹他以其言行举止而搅得台湾波起浪伏之时，真正以为这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而出的狂言妄语的又有几人呢？二、满腹经纶满腔豪情，出言吐语气势夺人古人有言：“文非气不立。”其实，对于言说，则更应讲究“气”。言之纤细，语之柔弱，气之软沓，音之浑浊的言说，无论其内容是多么丰富，见解是多么新颖，思想是多么深刻，都是极难抑住听者注意力从而达到言说目的的。而这种“气”又绝非是言说者歇斯底里的高叫猛喊所能“壮美”得了的，它无疑是言说者在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中积蓄而成的，是言说者思想情感、气质才学的“集大成者”。惟其如此，方能“吟咏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李敖是公认的史学家和文章大家。他经纶满腹，诗书溢胸，才华贯身，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长期研究以及于上下古今的潜心思索，使他有了与“世俗”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有记者问到其对中国文学有何看法时，我们便听到了他发自心底深处的悲愤激越之声——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在这段答记者问中，李敖直视中国台湾的文学现状和五千年中国文学的“悲惨命运”，怀着一种以额叩关，以躯破隘的斗士精神，对“一缠再缠”中国文学的“传统”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斥责，抒发出了一种对中国文学的“繁琐与悲哀”的悲愤之情。短短一段话中，其排比与反复辞格的运用竟达15个之多。这种句式结构整齐，词句回环往复，语意层层推进的辞格之运用，使其言说形成一种“金戈铁马”般的雄劲阳罡之“气”和波迭浪涌的汤汤磅礴之“势”，催人猛醒，令人奋进。这种挟“气”带“势”的言说，不仅出现在李敖的公众言论中，即或是在私下的交际场合里，我们也能时时感到这种“气势”的逼人而来。1963年，李敖曾邀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写一点揭露台湾教会内幕的文章。方豪初时执意不肯。李敖的“思想工作”便这样开了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又怎么可以不说？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朽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在这段“劝说语”中，李敖不仅接连运用“排比兼反复”这种修辞方法，而且还辅之以一种比直接表明思想更鲜明有力、感情抒发更强烈、对听者启发更大的“反问”句式，从而使其言说有如关东大汉执铁板、击节而“歌”出的“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之声，令听者心扉訇然而开。三、心智敏锐思维迅捷，出言吐语机巧犀利才华横溢的李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推销”自己的口才：“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并很为自己有一张“能说善道的刻薄的嘴”而自傲。他说：“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的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90年代初，李敖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其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而成的电视谈话性节目“李敖笑傲江湖”风靡台湾。他的演讲也因“得利”于其敢说敢“骂”且会说会“骂”而常使演讲现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听众中，除其慕名而至以睹李敖“芳颜”，以闻李敖“芳音”的人外，也有不少李敖的“仇人”杂于其间，其人及其演讲也便自然而然地受到刁难。此时，李敖总能以其广博之见识、敏锐之心智、迅捷之思维、机巧犀利之言语而逢“凶”化“吉”。一次，李敖演讲完后进入例行的“答听众问”程序。面对听众的不断提问，李敖是有问必答且答之则妙。突然，其中一张纸条跳入眼帘，上面赫然写着“王八蛋”三字而再无其他。于此，悄然“溜”之，哪是李敖所为？缄口不言，何以服众？反唇相骂，岂不有损名头？好一个李敖，他不惊不诧，不怒不愤，不慌不乱，而是高高举起纸条面向听众并将纸条内容如实告诉大家，然后笑言：“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而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话音刚落，大厅里便一片掌声、笑声。人们对李敖这以“辱人”对“辱人”且又“辱人”于“无骂”之中的应对技巧而高声叫好。另有一次，也是在“答听众问”中，有一听众厉声斥责李敖：“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李敖闻之立即答道：“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是同一心态。”李敖从不隐藏自己对台湾的观点、态度。他说：“台湾是我的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这种情结、观念使李敖居台湾四十年而不改乡言乡音。问者表面上是斥其方言不改的顽冥不化，而真正的用意却是想揭露其“大陆情结”于听众面前，从而激起一些人对李敖的“仇恨”。对此，李敖不否认也毋需否认，不辩解也毋需辩解，而是“明白而立即”地仅以一个“同比”之句便归结出了其荒谬之处，其时间词语“四百年”的夸大换用，更使其错由暗而明，其谬由微而著，显示出了一种极高超的“归谬扼敌”之技巧。李敖曾不无自负地言道：“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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