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答记者问例析

谁都知道，80年代末，中国音乐界出了个崔健。他以一首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的垂史之作《一无所有》而一炮打响，在中国音乐史上树起了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再加上后来的《宽容》、《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等摇滚乐的推出，更使他窜红海内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摇滚歌王和开山鼻祖。然而，并非谁都知道，崔健还有着出色的口才。机构的记者便把崔健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健，你怎么会想起为亚运会举行集资义演呢？”首先便是一个不太客气的问题。它包含着“你是否想借义演之名谋利？”“你是否想借亚运会扬名?”等多层不太友好的含义，说白了就是问崔健义演的动机是什么。然而，崔健是有头脑的，更是机智的。他稍停片刻，答道：“亚运会就像一个大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从各国的体育和文化交流中获取点新鲜的东西。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非常希望这次亚运会能顺利进行，以便能给中国人民提供这么个机会。同时，我也想通过这次巡回演出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摇滚乐，从而推动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在这个漂亮的回答中，崔健巧妙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他是非常支持中国举办亚运会的。因而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为亚运会义演理所当然。

二、亚运会是一次机会，既然“我们可以从各国的体育和文化交流中获取点新鲜的东西”，那么“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推动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让各国人也了解中国的摇滚乐。可谓顺理成章，无可挑剔。但是当即便有位记者提出了一个更富挑衅性的问题：“崔健，我听有人说，如果纯粹是你自己的演出，他们即使花一百元也看。但是如果你是为亚运会义演，那么即便票价一毛钱他们也不看，对此，你有何看法？”

这显然是听完崔健的回答后从问题的反面提出的又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它实际上告诉崔健有些人不愿意看着他为了一种社会义务而演出，他们热爱崔健的摇滚乐，也甘心掏钱去欣赏，但是一旦这些钱将不给崔健，而是落入别人的腰包时，他们却是一毛钱也不愿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的某种情绪。

然而，崔健深知，这样致命性的问题，在当时这个有着几十名中外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来不得半点含糊和“用词不当”的，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这涉及政治问题。“我认为，政治问题实际上只是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我搞摇滚乐主要是想解决文化问题，这是不矛盾的。文化问题解决了，政治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而且摇滚乐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我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问题，只要文化问题得到解决，其他均好办。”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回答。我们不得不承认崔健的口才。首先，以“我认为”开头，保持个人意见。接着把政治归入一种文化。阐明摇滚乐与政治不矛盾。他只是想解决一种文化问题，而对于政治他不想介入。实际上，就这问题本身而言，崔健的回答是抽象而又笼统的，而且还几次“偷换”“文化问题”的概念，避实就虚、巧妙应答，从而化险为夷。接着，记者开始把崔健往死里逼：“崔健，有人指责你的《一无所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对此你怎么认为？”问题一出，全场哗然。因为在当时，全国上下正是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而崔健的《一无所有》也确实曾遭到过某些官方人士的反对。我们且来看看崔健是如何死里逃生的：“我父亲是共产党员，我母亲年轻时是共青团员，而我又是从小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不可能是什么资产阶级，要说追求自由的愿望是有的，这没错，自由向来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的之一。”谁听了这个回答都会为之拍案叫绝。可以说，这是崔健所有答记者问中答得最精彩、最绝妙的一个。妙就妙在它成功地运用了“诡辩”。我们回过头来看记者的提问：“崔健，有人曾指责你的《一无所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对此你怎么认为？”显然，这个提问的核心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崔健也正是抓住了这个中心词，并采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手法”把它一分为二：“资产阶级”和“追求自由”。这样，原来一个满是毒刺的问题也就变圆滑了。他首先否认资产阶级，而且有理有据，让人无懈可击，接着说“追求自由的愿望是有的”，这不但从根本上否认了某些人的指责，也巧妙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还宣扬了自己的观点，即他的摇滚乐所要表现的那种追求自由、奋斗不息的精神。崔健的答记者问还有许多。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透过这一事例的赏析，我们不也可以看出崔健答记者问的严谨、机智、敏锐、巧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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