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张作霖出席名流雅席。席间,有几个日本浪人突然声称,久闻张大帅文武双全,请即席赏幅字画。张明知这是故意刁难,但在大庭广众之下,盛情难却,就满口应允,吩咐笔墨侍候。只见他潇洒地踱到桌前,在铺好的宣纸上大笔一挥写了个“虚”字,然后得意地落款:“张作霖手黑”。钤上朱印,踌躇满志地掷笔而起。那几个日本浪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面相觑。机敏的随侍秘书一眼发现了纰漏,“手墨”亲手书写的文字怎么成了“手黑”?他连忙贴近张作霖耳边低语:“您写的‘墨’下面少了个‘土’,‘手墨’变成了‘手黑’。”张一瞧,不由得一楞,怎么把“墨”写成“黑”啦如果当众更正,岂不大煞风景他眉梢一动,计上心来,故意训斥秘书道:“我还不晓得这‘墨’字下边有个‘土’因为这是日本人要的东西,这叫寸土不让。”话音刚落,满座喝彩,那几个日本浪人这才悟出味来,越想越没趣,只好悻悻退场了。
你看,原本难免大出洋相的一个笔误,竟然成了民族气节和斗争艺术的折光反映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不就仰仗着将错就错的巧妙运用吗那么,怎样将错就错,才能出奇制胜呢笔者认为,将错就错特别讲究随机应变,自无固定程式可言,但其心智运作的基本轨迹还是依稀可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环节,或者说,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认定确有必要:一旦发现了自己的失误,千万别为后悔徒然耗费时间,而要迅速权衡一下利害得失,只有在当场承认错误的负面效应实为自己难以承受,而拒绝认错又不至于把事情弄得更糟时,才可考虑选用将错就错一策。否则,还是承认、改正为好,因为坦诚往往会换来谅解,甚至敬意。例中的张作霖关于“如果当众更正,岂不大煞风景”的暗忖,就是快速权衡之后所做的判断。情况是明摆着的:日本浪人是故意刁难,等看笑话,如果承认错误,便正中了居心不良者的下怀,这等丢自己脸面,灭国人威风,长他人志气的后果当然无法接受。于是,将错就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组织相应理由:这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提供相应的理由,使别人也认同你的错误并非错误才行,否则,仅属死不认错,其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会给人一种粗野无知、冥顽不化的印象。错能变对吗可以的。因为所谓错误,只是对于某种习惯性规范的违反而已。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事物均以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某件事情在这个范围内,按通常标准衡量,确是错的,但若改变其背景,或换一种眼光去看,就有可能是正确的了。比如,乍听“这个婆娘不是人”,你一定以为是句恶意的骂语,接着又听一句“九天仙女下凡尘”,你的看法势必发生逆转:原来,所谓“不是人”者,只是个噱头而已,正意是在盛赞“婆娘”的非凡美——仙女不更比凡人高级吗同样地,初听第三句“生的儿孙都是贼”,你恐怕也会以为是说其儿孙不肖什么的,可临末一句“偷来蟠桃奉至亲”又会叫你的感觉翻个斤斗:原来此“贼”并非偷鸡摸狗之辈,他们偷来王母娘娘的仙桃为亲人贺寿,愿她寿比南山,这不是一种可贵的孝行吗这四句打油诗固然属于文人的刻意编造,但也足以证明,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组合”确实能够导致“质变”。既然这样,如果通过联想和想象,再加上逻辑的整合,将自己的失误置于新的关系系统中,就有可能显出非中之是来。张作霖对秘书的一番故意训斥就正起着这种作用。“我还不晓得这‘墨’字下边还有个‘土’”一句,表明他对题字之后的落款惯例是完全清楚的,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少写一个“土”字是故意为之。理由是什么呢?他由“土”字联想到国土,进而联想到日本处心积虑地要侵我国土,以及这一政策对自身利益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再考虑到面对的又是日本浪人,于是,经过快速协调和瞬间组合,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形成了:自己“墨”下少写“土”字乃是以示不给日本人寸土之意。这样一来,书法落款转化成了民族斗争问题,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当然也随之一变:张对日本寸土不让的态度正适合着在场国人的心理。
扣合主观意图将错就错能够成功地文过饰非,尚属一般水平,而要配称出奇制胜,那就还得加上一个条件:你的理由不仅可以卓有成效地支撑你的文过饰非,而且还更应当是在该特定情境中你自身既定行为逻辑的必然外在表现。张作霖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不是吗,他置身其中的情境是名流雅席,雅是氛围基调。题字亦属雅事,只是系日本人所请,暗中藏钩,张洞察其奸,还是应允题字,表明他接受挑战。他虽草莽出身,但此时此刻力求外示于人的是儒雅风度,他“潇洒地踱到桌前”、“得意地落款”、“踌躇满志地掷笔而起”等一系列动作、神情就是这种心理的绝妙写照。一番实为掩饰笔误以摆脱窘境的辩白不仅俨然证实了他的风流儒雅,而且显示了他的民族气节和斗争艺术。甚至连对手日本浪人也一筹莫展,只好自认没趣,悻悻退席;而国人的喝彩又为高雅的现场氛围平添了一层亮丽的色彩。将错就错竟能如此契合情境,当然堪称出奇制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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