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趋势高增长的探析

近几个月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等呈现出下调势态，对此，很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认为中国经济极有可能从此滑入慢车道。回首过去，每次经济下调，总会引发出过度的忧虑。20xx年～20xx年的经济下调（降至7.8%、7.6%），甚至使一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会出现类似美国20xx年～20xx年

的大危机。目前面对这两年14.8%、14.7%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人们还高呼中国的通货在紧缩。显然，当经济下调时，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过于悲观不可取，要从对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角度去认识短期势态，要分析短期势态会不会改变长期势态。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国经济的基本趋势呢？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特定的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判断，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还会是高增长。当前的经济下滑属于阶段性调整。

我国经济具有强劲的增长冲力

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尽管出现过阶段性下调，但经过短暂的调整，随即转入高增长，因而总体上呈现为持续高增长势态，而且上冲力异常强劲。 其次，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看，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增长率会出现较大幅度周期性递减现象，但我国并没有这样。上世纪20xx年代，我国gdp总额从4545.6亿元增长到16992.3亿元，此间，经济增长率有20xx年达到10%以上。及至上世纪20xx年代，gdp总额20xx年增至89677亿元，比20xx年增长了4.27倍。经济规模显然急剧扩大，但此间增速并未放缓。进入20xx年之后，20xx年～20xx年连续20xx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可见，在这3个时间段，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因为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张而降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表明中国经济的上涨冲力强劲。 人口规模“托底”，中国具有举世无双的消费市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长时间高速增长，不可能没有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即便是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也不可能例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消费扩张与经济增长保持了高度的同向性。就总体趋势而言，20xx年期间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与年均经济增长率差距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20xx年经济增长率虽然降至9％，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高达21.8％，超过20xx年4个百分点。中国消费急剧扩张有三大成因：一是人口膨胀。20xx年间人口净增长3.6亿。13亿多的人口规模自然导致基本生存资料需求膨胀长期化。二是工业品物价下降。上世纪20xx年代通胀特征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幅双涨，20xx年代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20xx年后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高涨、工业品价格下降。从上世纪20xx年代之后，我国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家电产品即进入价格下降通道。20xx年之后，家电产品和通信产品价格加速下调。20xx年间，商品零售价格定比指数（以20xx年为100）仅上涨了2.76倍，远低于gdp和工农业产品供给增速。物价下行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各类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三是居民收入普遍增长。20xx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按定比计算，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6.3倍。居民收入的增长为有效需求增长奠定了基础。

综合看，中国消费扩张具有特殊的人口基础，物价稳定和收入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基本条件。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人口规模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消费增长起到了托底作用。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扩张是以人均水平加速提高为基础，中国则主要以人口规模为基础。

中国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之快绝非偶然，其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公共产品供给拉动。

近年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使公共产品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速，生态保护投资、大江大河治理等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今后这些方面的投资仍会保持高增长。 三是集权型行政管理体制。我国是上级政府直接领导下

级政府的国家，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采用了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基本依据的、包含数十个指标的政绩考评体制。其规划的大部分指标都要体现发展速度、投资增长率。这使得下级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考评目标。可见，投资扩张在中国有着坚实的体制基础。 上述四个因素，在我国属于长期性因素，是决定投资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其效应不会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而减弱。

可见，我国经济高增长是有特殊支点的，而且这些支点的力度未来不会减弱。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处于回调势态呢？ 其次，前期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抑制了经济规模扩大。近两年为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了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贷款规模等手段拧紧了货币供给闸口。同时，国家严格审批大型投资项目、加强价格管理。这些措施把流动性的释放锁定在一定区间，限制了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规模。在此背景下，自有资金相对充实的企业和政府工程尚可运转，但成长型中小企业则一下子跌入资金融通困境，投资增长率下降。

再其次，发达国家经济大幅降温。近20xx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变就是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20xx年已达67%，20xx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5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仍达60%。因此，我国经济难免与世界经济同向变动。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大幅度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有效需求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是供求均衡增长的结果，当产出扩张超过有效需求扩张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调。近年来，我国产能高速扩张。如化学纤维、纱、冰箱、汽车、电解铝等的产量20xx年间都增长1倍上。但与此同时，政府消费支出、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的增长均在1倍以内。这实际上形成了阶段性产能过剩。如果此时上游产品价格处于下降或稳定势态，那么，就可以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下游产品价格来促成供求平衡，但现实是从农产品、能源产品到原材料都处于价格上涨势态，这使产能过剩转化为增长阻力。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投资增长率的国家，这种阶段性产出过剩阻滞经济增长的情况是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有的，比如20xx年和20xx年两次经济下行。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未消失，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依然稳固，出现阶段性回调是多种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所致，从经济周期化变动规律角度看并不奇怪。由此出发，可以说重新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必要，但不能盲目扩张，既要重视困难，又要冷静分析形势，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