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让农民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
中国农民的贫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少得多,收入也就大大低于城里人;第二,教育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机会也就比较少;第三,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卫生、居住、饮水、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也就远比城里人恶劣。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原因有三: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二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性,三是小农体制与国内外的市场机制不兼容。这些原因被一些学者、官员和记者遗忘了,他们开出不对病症的药方,以推动“基层民主”来解决9亿人的贫困问题。可是“选票”能填饱农民的肚皮吗?
制度迷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能够决定经济基础。今天的中国农村要解决的不是“专制”问题,更不是靠“海选”来完成。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农村进步的唯一标尺。大搞“海选”而不去组织农民建设家园,是中国农村政策的一大误区。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是因为农民太多
人均耕地面积小是中国农民贫穷最基本的原因。中国9亿农村人,其中5亿是农业劳动者,拥有不到20亿亩耕地。即便按20亿亩计算,5亿农业劳动力人均只耕作4亩地。靠耕作4亩地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穷呢?4亩地是0.6英亩,略大于美国一个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中国南方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也就是0.16英亩,和美国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农场”数以亿计,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摆脱贫困,哪怕是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无论政治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国人家靠在后院里耕种“致富”的呢?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温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也是农耕知识最早进入成熟阶段的地方。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巨大数量的农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农中国,也造就了独特的乡村中国。清朝初年中国人口才1亿,清末便达到4.5亿,不过百年又达到13亿。今天的9亿农村人口,反而成为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单位产量迟迟不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技早就能达到的水平。数亿小农都处在基本失业状态,每个劳动力每年在土地上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且从事的还是最简单的劳动,当然仅能“得食”。劳动创造财富。每年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能创造什么“财富”?因为农民普遍贫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农村中国就衰败。
中国农民不缺少“自由”,他们缺的是组织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二个原因是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特性。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的“社会”,就像交通灯,六亲不认,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不属于某个社会组织的人,通常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犹如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行号的劳动纪律,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与西方20xx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20xx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是自由独立的,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天的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强烈的家庭私利观念。如此,也许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的社会组织,不仅松散,而且规模小。20xx年遭遇组织严密的西方势力,中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共产党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支部建在连上”,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共产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20xx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官员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中国小农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代和现代史所证明,而且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所证明。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农是不可能的。
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经济,导致绝对和相对贫困化
中国农民贫穷的第三个原因是小农体制与市场机制不兼容。市场摧毁小规模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连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会“吃掉”小农。市场摧毁小农的历史自英国17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不久前还摧毁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小农,使之迅速凋零。恩格斯断言:“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海外的廉价粮食生产,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都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欧洲今天的“大农”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欧盟的农业其实是政府组织和支撑的,难道美国的农业不也是因为接受国家的大量补贴才强大吗?
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小农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就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
“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就“相对贫困化”。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作者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导致什么?导致“自由的”流民,导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导致偷盗、抢劫,甚至绑架杀人。市场条件下小农的农村是一堆火药桶。如果国家的执政系统腐朽了,这些火药桶见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国小农不可能靠农业致富,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变成城市人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第一是农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小;第二是他们自由独立,自私自利,无力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三是他们被市场所困,行将被市场无情地摧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这三大原因导致了中国小农的贫困和农村的衰败。
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选之类的药方,不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只可能火上浇油,加速拆毁政府在农村的动员组织系统,恶化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劳动者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组织起来了,美国的开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设大城市。组织起来了,日本人就能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贫穷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讲,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天然的富裕,是中国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难组织起来。
中国小农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中国20xx年辉煌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农民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到总人口的10%以下。为什么要迅速地做这件事?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将是短暂的,不会持久。中国需要赶在农村衰败到崩溃点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不能懒惰地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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