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不如"税转租"三农问题再进言

土地产权矛盾为何重现

今年以来，全国有8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取消了农业税，全国大多数省农业税率一般都减到5%以下了，农民种地的负担相对20xx年减少了70%；而另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又大

一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种地，一时间广东、福建出现了招工难。这既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过去的抛荒地，由村委会转包给其他农户承包，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不同意给地； 四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种地不交钱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在哪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权益如何体现？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村民作为集体成员，在处置共同产权方面如何体现权利？土地实际上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国家没有提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集体的土地有无必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该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和农业基础设施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

取消农业税不如“税转租”

政府不要种地的农民交钱了，村委会和村民可不可以说不呢？

农民种地再不要交任何负担，这似乎成为学者专家的共识了。笔者最近到贵州、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触了很多乡村干部和农民，他们对取消农业税是赞同的，对种地不交钱一说是非常不赞同的。笔者认为基层的不同声音是很有道理的，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第一，土地承包一定20xx年或20xx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农民占用土地极不平衡，不收费就无法体现公平。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资料，不占用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等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了，这是违反宪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须尽快修改）；第二，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不收费就无法体现所有者的权益；第三，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要有自治的财政基础和财产权基础；第四，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水利、道路、技术服务、合作互助、发展基金、五保照顾等，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第五，农民放弃土地的权益进城发展，必须要拿一笔钱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从哪里来，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转移支付—从地租或承包费中支付。

时下在减农业税的同时，要研究“税转费”或“税转租”的相关政策。种地的农民一定要向村集体交纳承包费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费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来的农村养老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农村人口转移制度等等，都必须加紧研究、统筹安排。

税转租后，民间会获得很大的一块经济资源—每年至少500亿以上。用好这500亿就能解决以前想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这500亿，农村也许会派生更多的问题，更难以治理。

还土地权益于民

对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来说，土地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唯一公共财产。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对土地没有任何的掌控权利，其自治功能就无法实现了。国家规定土地承包必须20xx年不变，像贵州等地本来就有20xx年没有变了，再来一个20xx年不变就是20xx年不变了。贵州好多的村子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20％的家庭基本没有地，20％有地的家庭进了城，没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进城村民）的佃户（一般每亩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还是国家干部。进了城的“地主”既不参加村内的公共事业建设，也不参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20％的佃户名义上是村民，但实际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会根本没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担一点政府管制村民的职能（如计划生育）。

问题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剥夺了村集体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也剥夺了村民组织的自治权利，《宪法》、《村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须统一到“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组织成员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则上来。任何人一旦不履行村民义务，不再是村集体成员，其土地所有权应有条件归还村集体（可补偿3～20xx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还权于民。

信用社：官办不如村办

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发展作用重大，国家很重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现在官办的农村信用社缺乏农民的参与，怎么改都难以解决信用服务远离小农（所谓的信用低）的本性。让农民的土地成为信用资本，是增加农村投入、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现实的选择。国家应该成立土地银行，村一级应该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级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国家土地银行贷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额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贷款。村级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内公共事业和补贴社会保障，村民进城放弃土地所有权，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垫付资金。

让土地产权实现

社会保障功能 农民的土地是当今中国价值最大的财产，其显性和隐性的巨大产权收益如果被社会强势瓜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将寿终正寝；如果用来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还会扬帆远行。

慎言私有化

现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家，如六小建设、教育和合作医疗补贴等；另一个是农民集资—所谓的一事一议。国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医疗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内的公共服务（道路、水利、文化、体育等建设及其维护），国家短期内难以提供，必须依靠村民自己解决。如何解决呢？对绝大多数村庄而言，现实的选择当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产权收益解决，国家可以适当补贴。

如果土地承包费按5%收取，每年是500亿，可以从中拿100～150亿做村内的公共服务（取消一事一议），国家可以拿出50亿进行补贴。

现在主流的改革思想就是私有化，就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一样——一卖了之。用这样的改革思路指导农村改革是非常危险的。企业改革将数千万的人推向社会（实际上交给政府），企业家倒是轻装上阵了，可是累死了政府。如果再将数亿的农民推向社会，那就是将中国推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