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解释与分析

有转让的程序和办法，没有形成规范的使用权流转制度。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又是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以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将明显地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目前土地流转的各环节来看，行政操作的痕迹不仅清晰可见，而且在有些地区构成整个变革的“主线”。另一方面，即使这种流转完全出于自发，依旧离不开行政审批认可这一程序。没有规范的程序和办法可依，在为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隐患的同时，也给村干部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所以，如果考虑游说村干部的费用以及流转合同的不完备，土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净收益将会下降。

④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从表4提供的数据看，现阶段土地为当地农户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效用非常显著。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这两个功能越是显著，农户保有的土地量就会越多[20

。当然，随着货币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将随之提高，如果配以类似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展开，那么土地的这两个基本功能将会明显的退化，较多的土地也就不会迟滞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城镇化的进程在这些地区明显快于平均水平[21]。

四、关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函数的再讨论

随着计划经济时代农产品购销体制的逐步取消和商品市场的完善，目前大部份农村地区农产品需进入市场销售的份额占总产量的50%以上，少数地区达到80%左右，因此pa对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益有显著影响[22]，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地区提倡开展农业产业化，旨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实行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经营（焦必方，1998）。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如何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则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

ⅴ结论和体会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仅从效率角度看，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确实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要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和规范的流转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阶段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导致了流转程度在不同地区的差异。

在利用一个农户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指出了哪些制度因素限定各外生变量从而影响农户的微观决策。如果确实承认农户的决策是面临约束条件下的理性行为，那么那些旨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而限制或强制土地流转的措施就可能反而有违于初衷。在农村的各项改革中，打破那些限制农民实现潜在效率的滞后制度，供给那些确实无法由市场供给的制度安排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当然，将更多的篇幅留给分析文章的不足和学习的体会，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或许更有价值。

这篇论文的最初想法是利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解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象。但是进一步的文献阅读尤其是实地访问和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虽然一些地区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取得很好的经济绩效，但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未在所有农村展开，即使一些地区的政策允许或鼓励农民进行土地租赁和转让，但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的事实促使我们从农户的微观决策角度去思考哪些因素影响农民保有和流转土地。

模型的改进工作还有很多。首先是生产函数的简化。劳动和资本与土地之间的互补和替代性没有清楚地分解开来，这使得影响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制度因素最终如何影响土地投入的分析缺乏说服力。短期内将资本略去是明智的做法，生产函数设为里昂惕夫型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其次是涉及多个变量的偏微分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全微分后利用矩阵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更加合理。

另一个缺憾是，文中的理论推论虽然大部分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支持，但就针对模型本身而言，缺乏一个统一的计量模型对推论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数据处理的技术能力。最后，如果确信社会的公平不是皇帝的新装，那么对土地流转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确实应该从公平角度进行不偏不倚的考察。以上几个方面让人想起了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写道的：经济学可以分解为精神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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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刘红梅，王克强，“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xx.2 [24]查金祥等，“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运行现状的调查报告”，载《中国农村经济》，20xx.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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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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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20xx年7~8月

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v·w·拉坦，宾斯旺格，1978）。

这个论断建立在土地承包制20xx年不变的基础之上，现实中的土地调整可能是频繁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闲暇和商品的消费也可以为农户带来效用，但此模型中t是指可用于劳动的全部时间，所以闲暇已经隐含在初始假定中，而其他商品的消费可由货币收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效用函数的线性形式则表明，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以及货币收入的两种不同来源之间是明显的替代性，这样的假定值得讨论，但确实使运算简化。

杂交水稻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例子，新品种的开发和无土技术的采用也体现了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

尽管定量的技术进步因子数据尚未得到。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果树开发大户和种粮大户一般都得到了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资助。

例如对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观察结果看，已有20%左右的农户放弃了农地经营（史清华等，20xx）

见m·吉利斯等人关于传统农业的考察（m·吉利斯等，1998）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反租倒包”等形式往往就由村集体发起。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最大的愿望。

[21]

例如在上海郊区，随着农村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普及，宝山、奉贤等区县的农民普遍将土地出租给外地来沪人员经营。而上海在20xx年至今，已经先后有4个县进行撤县设区。

[22] [23]

例如在一项对20xx年至20xx年粮食生产函数的回归来看，化肥的产出弹性为30.9%，土地的产出弹性为70.9%，而劳动的边际贡献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