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时为“硬骨头六连”所在师侦察排长的杨仕春,在一次边境作战中失去双腿。24年来,杨仕春不要组织照顾,自学中医,成为这个师医院的一名主治医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1985年9月,经过10多次痛苦的截肢手术后,医院决定给杨仕春装假肢。假肢装上后,杨仕春急不可待,慢慢挪到床前,双手反抓头顶上的床架,猛地挺了挺身子,希望能够重新站起来。然而,假肢却没有想像中那样听从指挥。一阵剧痛,他又摔倒在地。在一个星期里,杨仕春天天练站立,汗水浸透了衣服,血水染红了裤管。8天后,他终于在没人帮扶下站了起来。9个月后,他扔掉了一只拐杖;13个月后,他把拐杖换成了手杖;25个月后,他甩掉手杖,开始缓慢用假肢行走了。
随后,不服输的杨仕春又开始向自行车这个“山头”发起“攻击”。大夏天,他顶着骄阳,推着自行车在大操场练习骑车。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当他的一对假肢踩着自行车踏板可以自然伸屈时,站在操场边上的父亲禁不住热泪盈眶。
刚刚学会了站立行走的杨仕春,又作出了惊人的决定——学习中医。那时,杨仕春在老家边养伤边学习,还拜当地医院的一位名医为师。从家里到医院是一段山路,弯道多,坡连坡,他骑着电瓶残疾车来回奔波。一次,他从家里前往医院,下一大坡时,刹车失灵,车子失控直往坡下冲去,坡下就是环城公路,路上尽是过往车辆。情急之中,杨仕春拼尽全力把假肢塞进车轮。车打了个转,被强行停住,他却被摔了出去。杨仕春在这条路上奔波了4个春秋。滴滴心血终成果。最终,杨仕春掌握了中医的基本医术。1992年,他带着家人回到部队,想凭自己的医术到师医院上班。然而,他没有医师资格证。之后的两年时间,他白天到地方医院临床实习,晚上自学高等院校医学系课程。1992年,杨仕春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中医学院。此时,他的体重不足百斤。开学第一天,杨仕春就遇到一个难题:教室在五楼。一级、二级、三级……10多分钟后,当满头是汗的他终于出现在教室门口时,师生们肃然起敬,全都站起来鼓掌。1995年底,杨仕春拿到医师资格证,如愿以偿地成了师医院的一名医生。从自学中医到走上医生岗位,10年时间里,杨仕春除了完成学院12门课程外,还认真研读了30多册医学书籍,写下了50余万字的医案笔记,收集整理了400多个单方、验方。
在医院,平时大量接诊的是基层官兵。杨仕春常说:“每个官兵都是我的亲人,每个患者的病痛都连着我的心。”有段时间,一些战士患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咳嗽不止。杨仕春知道有一个中医方子可以治疗这种病,但其中的鱼腥草和马兜铃药房里没有。第二天,他骑上自行车赶到驻地附近一水沟旁采集草药。水沟边上的地又湿又滑,杨仕春一不小心滑了进去,浑身上下湿了个透,假肢也摔掉了,挣扎了老半天才爬上来。
为了方便患者,他制作了“医患联系卡”,卡上留有家里电话号码,只要有患者来看病,走时就送上一张。从此,家里的电话成了患者和他联系的“热线电话”。不少战士,一有个伤风感冒,就想到杨军医,挂号挂他的号,他不在医院,就打电话追到他家里。2004年12月,杨仕春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痛得直不起身来,而且假肢也坏了。医院安排他在家休息,可他总惦记着几个住院的战士,一天往医院跑好几趟。院长知道后,强行“赶”他回去。杨仕春却说:“院长,我在家堵得慌,不踏实。我的命是战友给的,现在战友的生命受到威胁,我哪能不管不问!”
有人说:你躺着也是功臣。杨仕春却说:“我不能用伤残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否则,就对不起丢在战场的那两条腿了。”1999年的一天,妻子艾丽收拾房间时发现,一只放在床底下的破旧纸箱里面,全是杨仕春修理假肢的发票。“不是说好,修理假肢的钱可以报销吗?”艾丽很纳闷。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杨仕春一次次修理假肢的钱报销了,想不到丈夫都没当回事。“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事情,麻烦组织干嘛!”杨仕春对妻子说,这事以后别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假肢在杨仕春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为了不给组织增添负担,杨仕春一直用的都是普通假肢。假肢坏了,他就自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上以前的旧假肢,拄着拐杖,一个人到假肢厂去修理。这些年,他3次到上海换假肢,每次来回都是坐硬座,修理假肢、残疾车的费用从没有找单位报销过。如今,杨仕春的医术在驻地小有名气,不少地方医院和私人诊所想聘请他去坐诊。杨仕春都拒绝了。他说:“我的一切是部队给的,我的志向就是做一名服务基层、服务官兵的好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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